司机知道你无法开罚款单，就是开了罚款也有人摆平，所以都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到最后，我几乎只在拦截骑着破三轮或者自行车的盲流时才有点信心。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这身警服的尊严，我见了违规的高级轿车都自觉地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胡作非为。有时我明显感觉到连立在路边的盲流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幸灾乐祸地鄙视地盯我一眼。
直到后来离开了交通警察支队，我才能彻底明白了并且理解，这样站在烈日强风之中的交通警察，举手投足而指挥成百上千车辆的人民警察，穿着神圣制服的执法者，每天都要经受权贵们无形中压在他们身上、压在法律身上的奇耻大辱。长期生活在这种不平衡之中，最后自己也去敲诈去勒索去贪污去腐败又有什么出奇呢？！
跟踪周玉书周局长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在公安厅，我们每天接触到好多份来自北京的指示报告和文件，那些报告往往是早上开会下午就到了我们的文件夹里，可是我却有种感觉，好像那些文件都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过来的。什么思想教育，三个代表，廉政教育，社会主义“讲政治，讲道德”教育等等，难道北京真不知道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吗？如果知道，他们还在那里假装这一切腐败贪污都不存在，搞一些虚伪的文件给我们，还迫使我们也不得不假装我们很听话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周玉书仿佛给了我另外一种答案，我感觉到，北京确实有很多干部清正廉洁，一心为公。虽然他们已经脱离了这个社会，但却仍然按照自己心中的幻想来教育自己的公务员，期待自己的公务员。有时我又想，既然这个社会已经腐败到极点，为什么腐而不败，腐而不烂呢？
周玉书又给了我答案，中国共产a党和中国政府正是还有这样一些人在那里知道或者不知道地：你这么漂亮，当然是负责党政军重要会议事件和人物的专题报道，我们广州光明的地方多着呢。你说的那些贫穷和阴暗至少要开车一个小时才能够看到。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崭新的记者生涯，为了报道党政军会议、重要事件和广东省主要领导人的活动，我穿梭于五星级酒店和四星级宾馆，那些日子我眼睛看的是灯红酒绿，耳朵听到的美酒夜光杯，心里想的是祖国到处一派莺歌燕舞的美好景象。
仅仅在第一年，我就写出了多篇歌颂广东改革开放的好文章，有几篇为深圳特区特殊政策辩护的文章还被深圳市委宣传部选为全市公务员学习材料。很快我就在广州市甚至广东省高层建立了自己的采访圈子，虽然这期间在独家采访时也有好几个高官想用“亲切的大手”抚摸我的胸部，也有好几个醉醺醺的人民的公仆想把“温暖的”嘴巴凑到我的脸上，但我巧妙地拒绝了。我不是不知道，广东漂亮的电视台记者几乎都在政府高官中有靠山，而一大半漂亮女记者都是靠身体换来独家新闻。但我有我的原则。我要坚持这个原则。不久我就领教到坚持原则的滋味，我不得不靠记者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而且我在高层的独家采访也渐渐减少。然而已经够了，我已经了解得够深了，深得足够我再一次崩溃下来。
什么莺歌燕舞，原来是淫歌艳舞；什么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才是他们的公仆；什么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实到处是男盗女娼而已。我感觉到，正是眼前这些人模狗样的贪官污吏，才让我们整个国家落后和赤贫。我知道我该写什么，该揭露什么了。我有的是素材和资料。
我开始写焦点追踪，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怎样把本来属于这个国家和全国人民的资产据为己有而率先富起来的，我要告诉我的读者在广东高速发展的背后是多少内地穷苦劳工的血和泪，我甚至有事实支持我得出明确的结论：广东处级官员平均贪污达到五十万，厅级干部平均达到五百万，而省级干部的家属子女有百分之九十三在经商赚钱，他们的资产平均一千万以上。我告诉吴总编，就这样登出去，如果有地方领导不服气，我愿意和他们对簿公堂，只要他们愿意公布广东地方官员的资产，如果结果和我说的有一分钱的出入，我愿意以诬陷罪把牢底坐穿！
“王媛媛，你冷静下来！”吴力超总编带着半紧张半关心的表情看着我说。
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每一次当他拒绝刊登我的调查报告和焦点追踪时，我都会向他急。他会同情地点着头，等我平静下来，然后耐心地向我陈述利弊。当然他从来没有退让过。他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想我丢掉工作，他自己也不想被广东省官员找个理由抓去坐牢。“我还有老婆孩子呀！”
他会解释：为了社会正义和真理，还有其他很多办法，不必要走这样的极端，对谁都没有好处。你想，你以为你抓住了高官们的把柄，你以为你找到了解决中国的办法，可是我们自己也生活在这个淫歌艳舞和男盗女娼的社会里，我们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