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本来作为情报人员派遣的证件被有些不法情报干部卖来卖去，确实让人痛心，而更让我心痛的是，购买那些单程证的大多是不明不白发达了，心中有鬼想提前找好后路的贪官污吏们。而对于普通的南方民众来说，香港早就是自由富裕民主之地，是大家向往的地方，大多以过去旅游一趟为荣。这些让我寝食难安。让我难过的是罗湖桥已经成为国人跨向美好生活，追求自由的桥梁。这还是五十多年前我和父亲一起跨过的那座铁皮桥，桥那边还是五十多年前父亲连一个晚上都不愿意停留的香港吗？
这两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作为情报首长，我经常出国，就是美国在没有要求打指纹前，也去过好几次。只是带着工作任务到西方时，我从来不想这些事，或者说我从来不从这个角度想问题。
我当然看到实行了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日新月异，人民彻底脱离了政治迫害和政治压迫的灾难，我也看到五十年前不比中国大城市强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繁荣昌盛起来。唉，我的心情谁愿意理解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这些我只是偶尔向文峰倾诉过。
有一次他问我：“周伯伯，您后悔吗？”
我反问他：“后悔什么？”
小杨笑笑：“您知道我问什么！”
我当然知道，文峰不是问我是否对当初回国后悔，而是问我是否对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后悔！于是我就慢慢告诉他。
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国是什么样子吗？你当然知道，因为美国有那么多文学和历史书籍。不过我是问，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国在我眼里是什么样子吗？那时作为华人的感觉又是怎样的？那时美国的历史是白人写的，但你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白人。所以当你看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最好想象一下当时的华人是怎么生活在那段历史里的。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每每读到美国宪法，特别是读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时就忍不住对宪法起草人杰弗逊赞不绝口，可是你们忘记了，当时杰弗逊拥有一百多名黑人奴隶。如果你是活在那时的黑人，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还能让你激动吗？
我们华人当时在美国的地位并不比黑人高多少。如果说到黑人，你也可以从书上了解到他们当时生活的状况和地位。他们不能和白人同乘公共汽车，不能进同样的餐厅，不能……，他们只能干粗活脏活没有人干的活。这就是那个两百年前就制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在那里可能可以多赚点钱，但我们却不是他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中的那些“人”！
可是文峰，你再想一想1950年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我想你没有经历过但一定听说过。那时中国在经受百年外辱和内乱之后，建立了主张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虽然物质条件差一点，可是1950年的时候，谁敢否认，那个靠农民起义、靠无数农民子弟兵的生命和鲜血夺取了政权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那个实行公有制、主张天下为公的国家，那个人人平等，废除剥削和剥削制度的国家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美好的国家吗！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漂泊在外受尽欺凌和污辱的华人华侨，新中国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堂。
唉，这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我都仿佛还活在半个世纪前的冲动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发展。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好像中国和世界都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看到的轨道发展变化下去。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大，广大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工人下岗农民流浪，贪污腐败全世界排名遥遥领先；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绝迹的异议分子在我们国家还越来越多——到底是怎么了？！
再看看美国和西方，当初的恶魔，当初歧视华人的国家如今成了中国年轻人向往的乐土。自由平等逐渐深入到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种族。有时我出差到西方和美国，就在路上边走边琢磨：这就是五十年前我离开的国家吗？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这五十年逐渐自我完善？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国家从当初那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今天这不伦不类的怪胎？
我不是后悔，只是搞不懂。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明白的人，我派遣的情报人员深入到美国和西方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他们每天都向我报回有价值的情报。我不但知道美国领导人当面讲什么，也知道他们在背地策划什么，而且我甚至通过情报了解到他们在想什么。可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也搞不明白，这样一帮人怎么就把他们的国家搞得越来越好，而我们……，我们毕竟是出现过伟人孙中山，李大钊，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国家，再看看我们的国家。
我曾经有机会到德国和日本去参观访问。到那里后，我看到彬彬有礼的德国人和点头哈腰的日本人一个个西装革履和蔼可亲，我就纳闷：仅仅几十年前，就是这帮人的父辈把犹太人的人皮剥下来做成人皮灯罩，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东西让他们脱胎换骨呢？我在这两个国家驻留期间，晚上到街道上散步，月明星稀，清风徐徐，本来应该心情轻松，但我却感到一种沉重。这两个国家的治安都很好，犯罪率远远低于中国。小杨，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广州都不敢晚上出门，我被偷被抢了不下十次。现在我出去散步身上都固定带一个假钱包，里面放二十块钱。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了？我真想不通呀！
也许不是想不通，而是我从来没有去想。就像去世的老伴说的，也许我已经不会思考了。可是半个世纪中光是经过我的手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桌子上的情报资料就足足可以堆满三间房子，那些还不是一般的资料，而是为国家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提供依据的。我为此自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在我的一生中，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民族和国家、党和党的情报事业，我没有时间考虑其它的，我也不想考虑其它的。在这样崇高的献身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面前，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不是没有感觉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生命中少了点什么！可是缺少了什么呢？
伴随了我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伴总是那么默默陪伴着我工作，这让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永远都会在我的身边。直到那一天医生“命令”我立即赶到医院时，我才知道老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催促医生快点说，我心里着急呀，美国刚刚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国家安全部三个技术人员和两个情报干部受伤，我们不知道美国下一步干什么，中华民族面临着考验……，医生表情奇怪地看着我，冷冰冰地打断我说：“病人肝脏坏死已经到了末期，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实行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就回天乏力了！”
什么？我的头嗡地一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医生用毫无感情地声音解释道：按说，这个年纪的病人不应该再作肝脏移植手术，但根据具体情况，也就是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如果你老伴可以成功完成肝脏移植手术的话，至少还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可以活着。
美国轰炸大使馆是误炸还是肆意挑衅？使馆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土，如果是有目的的轰炸，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受到的最大的挑衅！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等着我们的情报去作生死攸关的决策。我心里乱极了，我说：那就赶快做手术吧！我的时间很紧。
医生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的时间也很紧，不过你妻子的时间更紧！看到我的样子，医生才稍微耐心一点地解释道：不是那么容易，目前北京尸肝捐献大概一年只有三十具，但现在在各大医院等待着尸肝救命的至少已有三百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患者是排队超过半年的。考虑到你老伴的年纪和她在单位的级别待遇，她没有可能等到救命的尸肝。
如何成功掩护我使馆中受伤的同志返回北京而不暴露他们真正的身份，同时又可以让他们负伤的血淋淋镜头传遍全世界而不引起西方情报机关的怀疑，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情报工作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在处理过程中，我绝对不能有半点的差错。我皱着眉头问：那么就做活肝移植吧！
医生说：我们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献自己的肝脏，但其实都是黑市里私下买卖的。例如有些人为了供养孩子读大学而偷偷去卖肾卖肝等，我们医院只管移植手术，至于捐肝和肝的来源，得你们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计要20到30万人民币。
自己早上才刚刚探望过受伤同志的在京家属，得把他们好好安排好，他们的丈夫儿子都是祖国的英雄，而且是无名英雄，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我对医生说：你说什么？到黑市去买卖人体器官，你以为这是在什么国家？人体器官也可以买卖的吗？
医生奇怪地看着我，转身想走，我急了，拦住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大声吼着。医生看了看我：是的，如果她的亲人中有愿意捐献出自己肝脏的……
我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使馆受伤的同志发去了慰问，我告诉他们，祖国亲人对你们牵肠挂肚，总理朱镕基将亲自到机场迎接你们归来——我们没有亲戚了，这些年在北京工作也没有回老家，而且由于工作极其保密，也很少和亲戚朋友来往。